90年代中期，CDC和Kaiser Permanente研究中心发现：暴露于某种“有害事物”中会极大增加死亡风险，七成美国民众的首要死因皆由此引起。 

暴露剂量较高时，会影响大脑发育，免疫系统，内分泌系统，甚至影响到基因的读取及转录方式。

暴露在极高剂量下的人群，有3倍的风险患上心脏病和肺癌，预期寿命缩短20年。而目前医生们还未被培训以常规筛查和治疗的手段来应对这种风险。

这种暴露危害并不针对某种化学物质，而是儿童期创伤，比如：受虐待或被忽视，又或者，抚养我们的父母，本身就深受精神疾病之苦，或是深陷于"物质依赖"疾病

一直以来，我要么把它当成一个社会问题，要么把它当成一个心理健康问题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使我反思自己的整个思维方式。

我曾在旧金山最穷、社区服务最差的居民区“湾景区猎人角”开了一家诊所，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，不论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。

很多孩子因为多动症，被送到我这里进行医治。但当我对孩子们的病史和身体状况进行彻查时，却发现大多数患儿的情况，我无法下"多动症"的诊断。

多数来就诊的孩子都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创伤，让人觉得似乎事情并不简单。

在公共健康学校里，我们曾学过这样的一课：

如果你是一名医生，当你知道有100个孩子从同一口井中饮水，其中98人患了腹泻，你可以着手治疗，给每个病人都开抗生素，你也可以走去井边，问声：“井里到底有什么鬼东西？”

所以，我开始查阅手头所有的相关资料，了解暴露在不幸中，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大脑和身体发育的。

有一天， 一个同事问我，“伯克医生，你看过这个吗?” 在他手里的是一份调查研究的复印件，题目是“童年不良经历研究”。

Vince Felitti博士和Bob Anda博士分别在Kaiser和CDC进行了这项研究。

他们两人一起询问了17500成年人，了解他们的“童年不良经历”，又称ACE， 这包括生理上、情感上遭受的不幸或是性侵害；生理或情感上遭受的忽视；父母患有精神疾病、物质依赖、遭到监禁；父母分居或离婚；或家庭暴力。

每个问题只要回答"是"， ACE分数就增加一分。接下来，他们将ACE分数与健康状况关联起来，得出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。

结论有两点：

   第一点，ACE十分普遍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67%的人曾至少有一个ACE得分，有12.6%的人有四或四以上的ACE得分。

   第二点，是ACE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一种剂量反应关系：ACE得分越高，健康状况越糟糕。

如果一个人的ACE分数大于等于4分，他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相对风险是ACE分数为0时的2.5倍，患上肝炎的风险是2.5倍，而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是4.5倍，自杀风险是12倍。

 ACE分数大于等于7的人，终身都有3倍的风险，患上肺癌和3.5倍的风险患上冠心病。

当然，有些人看了这些数据之后会说：“你有个糟糕的童年，你更容易酗酒和抽烟，还去做一切会毁掉你健康的事情。这又不是科学，这只是坏的行为而已。”

然而，我们用科学研究发现：早年遭受的不幸会影响大脑的伏隔核，也就是人脑中与快乐和奖赏相关的处理中心，它与"物质依赖"疾病相关。

早年遭受的不幸还会抑制大脑的前额叶皮质，而前额皮质对神经冲动控制与执行功能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个区域对于学习能力非常关键。

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上，我们还观察到大脑的恐惧反应中枢“杏仁核”中，也存在可以测量的差异。

这便可以从神经学角度诠释：为什么人们一旦遭受大量不幸，就更容易出现高风险行为。

除此之外，心脏疾病或癌症与“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轴”有关，是大脑和身体的应激反应系统，支配我们做出“或战或逃反应”。

比如你漫步在森林里，突然看到一头熊。你的下丘脑会立即向你的垂体发送信号，垂体再向你的肾上腺发送信号：“释放应激激素! 肾上腺素! 皮质醇!”你的心脏因而开始快速跳动， 瞳孔扩张，呼吸道打开，这时你已准备好：要么和熊战斗，要么逃跑。

那么，假如每个晚上，熊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会怎么样？

这套系统将一遍又一遍地被激活，从适应到不适应，从救你的命到损害你的健康。

儿童对这种反复的应激激活尤其敏感，因为他们的大脑和身体正处在发育阶段。

并且，高剂量的不良经历不仅会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，还会影响正在发育的免疫系统，以及正在发育的内分泌系统，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DNA读取和转录方式。

正如前美国儿科学会会长Robert Block博士所言：“童年不良经历是今天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唯一、最大的未能解决的公共健康威胁。”

但危机即是转机。当我们确立正确框架，意识到这是公共健康危机时，我们才能开始使用正确的方法来求得解决方案。

我曾经想：为什么我们没有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？

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们以为它跟我们无关，于是漠视了这个问题，以为只有别的小孩才有这问题。

但后来才发现，是我弄错了。

如果我问现场，有多少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，我相信，会有几个人举手。

如果我再问，有多少人父亲或母亲酗酒，或者是坚信：孩子要打，惯不得。我敢打赌会有更多的人举手。

我开始相信，我们漠视这个问题，恰恰是因为，它太与我们息息相关。

也许把它说成别的地区的事，我们才能更容易地看清楚，因为我们自己情愿生病，也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。

幸运的是，科学进步，还有经济现实逐渐使我们无法再继续漠视下去了。 

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直面这个问题的勇气，并且承认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，与我们息息相关。

我相信我们将实现这一变革运动。